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“廉政公署”作为一个专职反贪机构，在香港和内地都赫赫有名。迎来成立40周年的廉政公署由于经常出现在香港影视剧中，所以给内地民众一种“反腐先锋”的印象。而中国新领导层上任以来，反腐风暴劲刮，十余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。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六个专项小组中单列“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”，也让外界热议中国是否会设立类似“廉政公署”的机构。有专家对《环球时报》表示，反腐不能建立在简单复制模仿之上。

　　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之际，香港《南华早报》16日刊文，就“廉政公署”模式是否适合内地展开讨论。文章称，中国反贪污贿赂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管辖之下。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广东设立了首个中心。肖扬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，他当时希望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可以得到“复制”。他说广东局一开始运转很好，很多腐败案件被上报。但一些人士认为这样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内地。

　　香港《明报》撰文指出，今年中共反腐工作开始趋向制度建设，春节后由山西省纪委制定的一份削弱“一把手”权力的规定出台。去年底，中纪委网站发表文章称，要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。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，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在提拔干部时的权重。中纪委上个月通报：通过2013年两轮巡视，已从5个被巡视单位中查出6名问题高官。中央巡视办公室副主任曾明子日前透露，今年中央安排的常规巡视将由2轮增至3轮。

　　此外，“反腐大动作”频频出现也备受外界关注。路透社15日称，在反腐风暴面前，中国军队并非“禁区”。在去年为期7个月的时间里，解放军清理了2.7万套不合理住房，并减少了2.9万辆违规军车。“俄罗斯之声”14日称，中国领导人已经表态，要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零容忍、出重拳。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主席卡巴诺夫认为，反腐斗争力度越大，就越难开展。

　　反腐也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。美国《赫芬顿邮报》法文版文章称，中共在反腐败上的大手笔，目的是在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适宜氛围。日本《经济产业研究所》的文章也认为，中国整纪铲腐是打击阻止改革的保守势力。

　　“中国的反腐新措施”，德国财经网16日以此为题写道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新的反腐措施，“廉政公署”模式得到热议就是一例。这意味着中国反腐败将突出司法，更加透明。

　　反腐制度建设是否意味着“廉政公署”模式可行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波16日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，对比香港廉政公署与中国内地现有反腐职能部门，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独立性。《基本法》确立廉政公署独立地位，仅对行政长官负责。而且在工作方式上，廉政公署有权采取特殊刑侦手段，有时为搜查证据可谓“无所不用其极”，内地的反腐部门目前没有这样的调查权力。

　　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16日告诉《环球时报》，内地政府要反贪，独立性很重要。他指出，中央政府反贪的决心不容置疑，但在一些地方，地方保护势力往往会影响中央的反腐效果。对此，内地政府可以学习解放军和海关制度，将地方负责反贪的人员大部分划归至中央反腐机构，以此加强独立执法能力。同时地方纪委应该直接向中央纪委负责，扩大反贪局编制，跨行政区划限制分区设立，独立运作，与省委省政府无关联。

　　但高波也表示，中国对腐败的治理正处于攻坚阶段。不能因为廉署运作成功，就把内地反腐的愿景寄托在对这样一个机构的复制模仿上，不能因为中国现阶段反腐道阻且坚，就急于开出“速效药”。十八届三中全会给纪委开出“双重领导体制”的药方，强化纪委在人事权和案件查处权中的上级角色，弱化对同级党委的依附性，纪委本身也受到监督，这就是一种改进。所以，不仅要看香港廉署的个体作用，更要看它作用的土壤。高波曾提出“廉洁拐点”的概念，他说，中国具有这种土壤的时候即是“廉洁拐点”到来的时候。“那时候，官员贪腐范围缩小、级别降低、情节恶劣性相对下降，尤其是反腐被纳入法治轨道，且社会普遍建设起廉洁共识。”高波认为，中国距“廉洁拐点”路还较远，但在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