降低注册资本门槛，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，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。理论上可以“一元钱办公司”，一些高科技与创新企业还可以凭借知识产权入股。这样一来，曾被资金掣肘的创意将会更好得到释放。

简化住所登记手续，由各省自行或授权下级政府作出具体规定。以往，一个简单的注册地要求，也曾“难倒英雄汉”。实际上，一些网络企业、新兴业态，往往对经营场所没有太高的要求，非要“一刀切”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。

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，在强化事中、事后监管的条件下，事前的审批越宽松，越有利于创意转化为实业、技术转化为生产力。微软等很多知名企业，不都是在鼓励创业、减少审批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吗？这对脱胎于计划控制的转型中国，意义将更为深远，标志着政府那只“闲不住的手”终于让位于市场、让利于社会。

但是，中国改革之复杂，就在于很多问题、矛盾积弊日久，不是一纸文件便可化解得了。比如，新基金法颁布之后，相关事项也由“审批制”改为“注册制”，形式上迈出了一大步。而事实上，“注册制”仍需监管部门盖章签字走流程，不仅形式上与“审批制”差别不大，同时还失去了原有的“行政许可半年内批复”的时间限制。类似的情节会不会在公司注册制改革中上演，不是杞人忧天，值得提前预警。

举个例子，一方面，工商部门原来的权力被砍掉，变为没啥油水的事中、事后监管，能不能守得住清贫、耐得住寂寞？会不会再去主动创设新的寻租的空间？另一方面，《方案》中的一些原则性要求还待落地、细化，这一过程中会不会掺杂地方私利进去？会不会在层层搞变通中层层走了样？

种种疑问并不是妄加揣测，都曾在改革中不同程度、不同面目上演过。所以，真正减轻企业负担，须对权力步步紧逼、步步发难。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言，“发展要紧紧依靠改革”。权力对自己再狠一点，简政放权的力度再大一些，企业的日子才能更好过，微观市场的活力才能升腾为社会进步的动力。